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晚，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，毕生为新中国体育事业默默奉献的霍英东老先生离我们而去了，他是带着对中国体坛的无比骄傲和无限的憧憬离去的。
霍英东先生在中国重返国际羽联上，做出了重大的贡献！
1981年，霍英东又邀请世界羽联和国际羽联的代表到香港来，就这两个国际羽毛球组织谁是谁非、或分或合的问题进行谈判。
其实，这两个国际性羽毛球组织同时存在，霍英东就是始作俑者。霍英东致力于恢复中国在世界体育组织席位的体育外交风云故事，其过程峰回路转、风起云涌、高潮迭起，而当中最曲折艰难、最精彩的，当是羽毛球方面的经过。以致多年以后，当霍英东再次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，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，讲得滔滔不绝，兴致盎然。
1975年，在中国多次要求加入国际羽联、并驱逐台湾出会被拒绝之后，霍英东就决定效仿周恩来早年成立新的亚洲乒乓球联会，与原来的乒联会对抗的做法，在香港成立新的亚洲羽联，选举泰国前警察总监春蓬中将为主席，中国代表朱仄为副主席，霍英东为名誉主席，会员包括中国、菲律宾、朝鲜、缅甸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新的亚洲羽联虽然只是亚洲的羽联组织，但还是对国际羽联构成一定的压力。与此同时，霍英东仍继续为中国加入国际羽联奔走呼吁。1977年5月7日，国际羽联在瑞典马模举行同人大会，会长MOHLIN采取了强硬的态度，用简单多数投票的方式，把台湾从国际羽联驱逐出去，并且追认前不久在泰国曼谷举行的国际羽联大会上，上届会长WYATT决定中国加入国际羽联的决议。
但中国台湾方面对表决结果不服。由于国际羽联在英国注册，受英国法律监护，台湾方面于是向英国法院申诉，要求英国法院对表决结果做出裁决。中国当时已和英国建交，中国外交部于是向英国表示，若英国法院接受台湾的上诉，判马模会议的决定无效，让台湾以“中华民国”的名义继续留在国际羽联，就是制造“两个中国”；英国方面却答复说司法制度是独立的，政府不能干涉法院的行为。最后英国法院于1977年7月4日作出裁决，判台湾胜诉，宣布国际羽协的表决结果无效。
7月31日，国际羽联在苏格兰召开执委会。会后，会长MOHLIN打电话到香港给霍英东父子，通告苏格兰会议的决定：接受英国法庭的判决。MOHLIN向霍英东解释说：执委会除作出这个决定外，别无他法，因为若违反法庭之判决，将使国际羽联之各英籍人士无法参与有关活动，而对组织各项国际比赛在技术上亦将会发生困难。
在家里成立世界羽联
“中国进入之后再退出，说明中国已很难再有机会重返国际羽联。惟一的办法就是另创一个国际组织，与国际羽联对抗。接着，我就和亚洲、非洲等国家的朋友，包括泰国的春篷中将、马来西亚的郑仁瑞、新加坡的李竞德、中国的朱仄等人，开始商议筹划新组织的事。”霍英东说。
“半年之后，也就是1977年底、1978年初，新的组织世界羽联在香港成立，成立的地点就在我家里，没有任何仪式，出席的各国代表只有10多人。好笑的是，开会成立时，连会长也选不出来，个个都不想当，担心这个新组织搞下不去。我觉得中国代表和我都不适合当会长，应该找一个比较中立的国家和人士来当。会后我就叫震霆飞去泰国，找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将军出任会长职务。
“世界羽联成立后，总部就设在毕打行我们公司里。这个组织其实就是在亚洲羽联的基础上，再拉一些非洲国家加入，成员很少，而且非洲是没有羽毛球运动的，所以没有什么代表性。而国际羽联则不同，老组织很有传统性，欧洲有‘汤姆斯杯’，是最权威的。所以，我们世界羽联搞的一些比赛，赢了，大家也不觉得重要。
“但中国很支持这个新组织，这也是给台湾一个压力。我们在杭州、北京、曼谷、香港举办过几次比赛。1979年，在曼谷比赛时，邓小平还去了泰国支持我们这个新组织，并且亲自到场给运动员颁奖。”
那时，欧洲很多国家都杯葛这个新组织，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的对立，引起了国际体育界人士的关注。印尼、日本、泰国的羽协人士后来在双方之间进行调解，建议双方举行谈判解决分歧。不久，在雅加达世界羽毛球邀请赛举办期间，霍英东、朱仄等人代表世界羽联，赴印尼万隆与国际羽联的代表举行谈判。
“当时，两个组织矛盾很大，双方代表见面时连手也不握，气氛十分紧张。”霍英东回忆说。
“万隆谈判”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，双方不欢而散。
而这次，霍英东邀请双方代表齐集香港进行谈判，就是“万隆谈判”的继续。
其实，双方都有意合而为一，因为国际羽联担心世界羽联像新的亚乒联举办亚洲乒乓球赛、亚非拉乒乓球赛那样，自行举办羽毛球赛扩大影响，削弱自己的权威；而世界羽联则感到国际羽联历来有权威性、代表性，没有信心与对方竞相争辉。
几天的谈判之后，双方的分歧逐渐缩小，并同意在适当的时候合并，结束分裂局面。
几个月后，双方代表在日本再次谈判，最后宣布合而为一，中国重返国际羽联，而台湾则以“中国台北”的名义加入其中，多年的纷纷扰扰终于结束。
不久，霍英东还被推选为国际羽联的名誉主席。
国际羽联和世界羽联1981年联合成新的国际羽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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